崇立街的井盖上，多了一本“流浪日记”——谁写下了第一行“我受够了”？
如今的崇立街，井盖上放着一只木盒子，里面装着那本“流浪日记”的复印件和一支笔。路过的街坊随时可以写下自己的心情。崇立街吸污车丨日日乙口口口乙ㄎㄐ日那条因为一口井而瘫痪了四年的老街，重新有了“留言”和“回音”。
一、一口井，一个“无解方程”
崇立街是一条L形内街，化粪池连着两栋老旧居民楼和四家商铺。管道严重老化，加上餐饮店油污直排，近四年来堵塞周期越来越短。污水溢出时，整条街臭气熏天，邻里关系也臭到了极点。物业、商户、住户三方互相指责，街道办协调了十几次，每次都以“你不信我，我不信你”告终。居民群已经两年没人说话，大家见面也装作不认识。
这不是钱的问题——预算不过万把块。这是信任的问题：四年里，每个人都觉得“别人会占我便宜”，谁也不肯先伸出手。
二、一本“流浪日记”，成了所有人的树洞
第一个写下“我受够了”的人，可能是二楼的陈姨，也可能是路过的外卖小哥，没人知道。但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所有人憋了四年的委屈。从第二天开始，日记本上的留言像潮水一样涌来：
“我妈妈因为咳嗽住院了，医生说跟空气不好有关。我是三楼的租户，我出100，钱不多，但我可以出力。”“我是烧腊店阿强，我出500。谁牵头，我跟谁。”“我是二楼陈姨，我出200。需要我做什么，说话。”“我是湘菜馆老刘，我出800。以前我乱倒油，我错了。”“我是物业的老张。以前我总说‘程序’，今天我说‘我牵头’。明天我去街道办报备。”“我是街道办小何。审批我来跑，大家放心。”
日记本上的留言从抱怨变成了建议，从建议变成了承诺，从承诺变成了行动清单。到第六天，日记本上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二十多页，每一页都是一种声音、一种态度、一笔捐款或一句“我负责”。
三、一场“无组织”的井边集会
第七天早上八点，井盖旁真的来了人。阿强搬来了折叠桌，陈姨提了热水壶，物业老张带来了施工图纸，街道办小何抱着一摞审批文件。没有人指挥，大家自动分工：有人负责收钱记账，有人联系清掏公司，有人维持交通。那个神秘的日记本被放在桌上，供大家翻阅。
清掏队当天下午就进场了。工人们完成了“海珠区崇立街抽化粪池”、“海珠区崇立街化粪池清理”、“海珠区崇立街抽泥浆”、“海珠区崇立街清理泥沙”等作业，高压吸污车抽走了四大车淤积物，工人还查出两处管道破损点，现场进行了更换。当最后一车污物被运走，井盖被重新盖上时，阿强在日记本上写下最后一行字：“井通了。谢谢每一个‘我受够了’的人。”
四、“流浪日记”的遗产：一条街的“情感账本”
化粪池疏通后，崇立街的居民没有让那本日记本“流浪”走。他们把它复印了多份，原件锁在社区档案室，复印件放在井盖旁的木盒子里，供大家继续留言。不同的是，现在的留言不再是“我受够了”，而是：
“今天井盖正常，谢谢大家。”“阿强的烧腊今日特价，路过别错过。”“二楼陈姨的猫走丢了，谁看见了请留言。”
居民们共同制定了一份《崇立街“流浪日记”公约》：任何公共事务，都可以用日记本发起“接龙”，不需要开会、不需要投票，只要有人写下第一行，就有人跟帖、有人认领、有人执行。这套“日记工作法”被街道办推广到周边几个社区。
五、日记本的第一页，至今是个谜
有人问阿强：“你猜第一行字是谁写的？”阿强摇摇头：“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成了第二行、第三行……最后一行的作者。”陈姨说：“我猜是第一户搬走的老周，他走的时候在群里说‘这条街没救了’。也许他想救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头。”
如今，崇立街的井盖上放着一只防水的木盒子，里面除了日记本复印件，还有一支永远写不完的圆珠笔。每天都有新的留言，有人写诗，有人画画，有人只是签个到。小何说：“这本日记，比我们开过的所有协调会都管用。因为会议记录是给别人看的，日记是写给自己和邻居的。”
尾声：
一本没有署名的“流浪日记”，一句“我受够了”，像一盏灯，照亮了崇立街四年来的黑暗。当每个人都在等待别人先开口时，那个写下第一行字的人，替所有人说出了憋在心里的那句话。而那条街终于明白：改变不需要惊天动地，只需要有人愿意把心里的委屈写出来，然后放在所有人都能看见的地方。
（本文为基于社区共性现象创作的虚构故事，旨在探索邻里关系与公共问题解决模式。文中所有具体地名、人物、店名及情节均为艺术加工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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